【寻访党史上的“冀工印迹”】(10)始于1984 掀动时代风云
改革开放初期，胸怀壮志的河北企业家带领工人队伍书写了一段令世人啧啧称赞的经济改革传奇
■刘汉章（中）与工人在一起
党史摘要
在农村改革的推动下，城市改革进一步推进。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把全民所有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企业混为一谈的传统观念，提出“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这是党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取得的新认识。此后，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中国共产党简史》第七章 伟大历史转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 244页
改革开放初期，风起云涌的燕赵大地，也许是机缘巧合，也许是历史故意这样安排，马胜利、张兴让、刘汉章，三位来自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企业家，同时在1984年当上厂长，并带领工人队伍书写了一段令世人啧啧称赞的经济改革传奇。
■寻访记者：周斐
马胜利 国企承包第一人
■一张决心书,轰动一座城
2021年4月20日，石家庄市北道岔附近，物流车辆川流不息。工人街与和平路交叉口西北角，坐落着一个叫“明日郡”的高层小区，静谧的小区与外界的车水马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个小区，曾是闻名全国的马胜利造纸厂所在地。
“那时候的造纸厂真红火啊，全国各地的批发商天天来拉货。马胜利是很多年轻人的偶像，人家有眼光，有胆量，有魄力，换成别人，真干不成这样的大事。”明日郡小区保安白云岐是土生土长的石家庄人，马胜利出任造纸厂厂长时，他就在造纸厂附近卖菜。白云岐所说的大事，就是马胜利承包造纸厂。
1984年3月28日，石家庄造纸厂门前突然出现一份《向领导班子表决心》的决心书：我请求承包造纸厂！承包后，实现利润翻番，工人工资翻番，达不到目标，甘愿受法律制裁。我的办法是“三十六计”和“七十二变”，对外搞活经济，对内从严治厂，关心群众生活……
“决心书”的作者是该厂业务科长马胜利，1939年生人，时年45岁。正文两侧，还附有一副对联：大锅饭穷途末路，铁饭碗日薄西山。
决心书贴出后，有人说这是马胜利的“自白书”，也有人说这叫“大字报”“红色宣言书”“挑战书”。更有人说他不是要当厂长的问题，而是“野心大暴露”“太狂妄了”……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此事迅速地由车间传到每个家庭，再由家庭传到社会，并很快传到市委、市政府大院，一时间轰动了整个石家庄。
■马胜利与贵阳市政府签订承包合同
■“马承包”的旋风
席卷了大江南北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大潮奔涌而来，经济体制开始变革，原来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营企业暴露的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大多数企业出现亏损的局面。国家不再包收购，不管销售了，而当时的石家庄造纸厂仍然盲目生产，加上管理不善，浪费严重，造成产品大量积压。出于爱厂之心，马胜利毛遂自荐，成为销售科长。几个月后，厂里还清了贷款，有了盈利。
转眼到了1984年，国家给造纸厂下达了完成17万元的利润指标。厂领导迟迟不敢接下来，同上级一次次讨价还价。此时，45岁的马胜利多次找厂领导提建议，进行论辩。然而，他的建议非但没得到采纳，还被免去了销售科长的职务。于是，就有了3月28日的“决心书”一事。
“决心书”引起了当时石家庄市市长王葆华的注意，他当即决定组织答辩会，让马胜利当场接受质询！答辩会后，王葆华等市领导当场拍板，鼓励马胜利承包。
担任厂长后，马胜利着手实施了多项重大举措。他率先在国有企业打破了“铁饭碗、铁工资”制度。在产品结构和销售激励机制上，马胜利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把原来的“大卷子”卫生纸变成了六种不同的规格，颜色也由一种变成红黄白三种，还研制出带香味的“香水纸巾”……
承包第一年，厂里盈利140万元。承包4年，利润增长21.94倍。产品辐射全国24个省、市，还进入了美国、匈牙利、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1985年2月，马胜利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他以《企业有了自主权要为国家作贡献》为题，做了三个多小时的重点发言，得到了出席会议全体人员的热烈欢迎。会后，媒体对马胜利展开大规模宣传报道。“马承包”的旋风刮到了北京，很快便席卷了大江南北。全国各地号召党员干部开展向石家庄市造纸厂厂长马胜利学习的活动。
1986年年底，马胜利获得“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厂长马胜利”和“勇于开拓的改革者”称号。1987年，马胜利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专家。1988年，马胜利和鲁冠球、汪海等20人荣获中国首届企业家金球奖。1986年和1988年马胜利两次获得五一劳动奖章。
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教师耿国强曾撰写文章——《马胜利走过的国企承包之路》。他告诉记者，改革开放伊始，人们的认识和眼光还有一定的局限性，改革每走一步，都会遇到困难和阻力。因为这一大胆举动，马胜利被新闻界认为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作为国企承包第一人，马胜利唤醒了当时众多企业管理者和政府决策者，让人们意识到打破“铁饭碗”的重要性。
张兴让 科学管理的先行者
■改革大潮中独创
“满负荷工作法”
与马胜利同时崭露头角的，还有张兴让，1936年12月生人。1984年1月，47岁的张兴让就任石家庄第一塑料厂厂长。如果说马胜利对当时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好比“鲶鱼效应”，那么张兴让的“满负荷工作法”，对企业管理这一沉寂已久的“鱼群”来讲，则是最先进和最有效的改革了。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明确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搞活企业。
搞活国有企业，就要使企业进入市场。张兴让由此提出了构建“横向经济联合体”模式的设想，组成了石家庄东方塑料联合公司，7家企业联合起来，供、产、销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是全国首家具有完整的公司章程的松散型经济联合体，冲破了那种原材料靠国家调拨、产品靠国家包销的计划经济模式。
这一模式当时被作为示范性模板，张兴让本人也因此被称为“张联合”，与“马承包”并称。
在不断深化改革中，张兴让发现企业存在生产效率低下、浪费严重、职工缺乏劳动积极性等一系列问题。1985年5月，张兴让去日本考察设备技术，备受触动。
张兴让说：“我们厂有800多名职工，日本和我们差不多规模的企业才120人。操作同样的机器，日本企业只有4到6名工人，我们加上维修人员达到20多人。而我们的产量、效率却差很多，日本工人的人均产值是我们企业的10到20倍……”
从日本归来，张兴让进一步明确了提高工人工作效率的改革思路。可是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呢？张兴让反复思索都觉得不够贴切。一天，他骑着自行车过地道桥，上坡时，必须使足了力气狠劲儿蹬。他想，工作不也是这样吗？也得要使展劲儿，使劲儿干，于是，一个名词在他的心头浮起——满负荷。“满负荷”来自机械专用词，发电机的发电量和额定量一致就叫满负荷。大马拉小车浪费，小马拉大车会累，满负荷是个最佳状态。
以“人尽其力、物尽其用、时尽其效”为基本宗旨的“满负荷工作法”由此诞生。
■“满负荷工作法”
风靡全国
为了更有效推行该工作法，张兴让大胆进行砸“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
有人专门找到张兴让说：“我的命就攥在你厂长手里。”张兴让当时就说：“你说的不对，你的命是攥在自己手里的。”并且说：“你放心，只要能干活，能干工作就会有饭吃，而且比原来吃得更饱更好。”果不其然，“满负荷工作法”实施后，在企业中产生了明显成效，体现为“活多干，钱也多拿”。1987年与1984年相比，职工人均收入提高了三四倍。
“满负荷工作法”是企业改革的一项系统工程，或者说是企业的一项系统改革。符合当时中国企业现状，明确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企业的经营管理应当解决什么问题，目标应该放在哪里。
之后，这个生动贴切的名字随着张兴让的改革一起叫响全国。中央领导称“满负荷工作法”为“一个创举”。原国家经委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选择160多家企业，试点推行“满负荷工作法”，很多企业采用此方法后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正是结合“满负荷工作法”，才有了现在的双休日，“满负荷工作法”和5天工作制二者的本质是一致的，即工作生活兼顾，工作高效、生活轻松。后来，“满负荷工作法”作为范例被大学管理类教材收录。
张兴让告诉人们，企业家应是企业管理专家、市场运作专家。他发明的“满负荷工作法”可与泰罗的“科学管理”相媲美。1987年后，张兴让获得无数荣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河北省特等劳动模范……1988年2月12日，他从国家领导人手里接过了“企业改革创新奖”的奖杯。成为建国以来第一位因发明了一种管理方法而荣获国家级发明奖的企业家。
■2021年5月，刘汉章雕像在邯郸市劳动公园建成
刘汉章 创造“邯钢经验”的钢铁巨子
■推墙入海，
直面市场“汪洋”
钢铁是工业的“粮食”。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大规模建设钢铁工业。国家曾在工业战线树立了两个典型，一个是大庆，另一个就是邯钢。说起“邯钢经验”，人们就会想到其缔造者——刘汉章。
历史，总会有一些惊人的巧合。刘汉章，1936年生人。1984年，48岁的刘汉章出任邯郸钢铁总厂厂长。当时，国企的日子还算好过。1990年末，火爆的市场急转直下，2000元一吨的钢材一夜之间降到1600元，跌破邯钢最低成本，28种产品26种亏损。而燃料、运费等价格突涨，一年增加成本八九千万元，投资10亿元的工程濒临下马，形势危急，四面楚歌。
刘汉章为此彻夜难眠，但28个分厂的职工似乎没有“感觉”——工资照发，奖金照拿。当一些国企还期待政府“开小灶”、坐等市场好转时，刘汉章带领一班人开始自我革命：解放思想，走向市场！
刘汉章带领干部职工，创立并推行今天看来似乎很简单的经营机制——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企业根据市场上产品售价和原料价格来计算目标成本和目标利润；从产品在市场的价格开始，从后向前核定，直至原材料采购；以成本和效益决定分配和干部业绩考核；每个人都要分担成本指标或费用指标，实行全员或全过程的成本管理。
1991年1月，邯钢开始推行这项改革。企业与市场中间的那堵墙一下被推倒了！邯钢10万多个成本指标，落到2.8万名职工头上，形成“千斤重担人人挑，人人肩上有指标”的责任体系。
曾经连续5个月亏损的邯钢，改革后接连盈利：1991年利润增至5020万元；1992年实现利润1.49亿元；1993年上升到4.5亿元，1994年跃上7.8亿元……5年的效益超过此前32年的总和。
“每年厂里开大会发效益奖时，是刘汉章最开心的时候。”刘汉章生活秘书刘进锋告诉记者。“一纺机、二汉光，实在不行去邯钢”，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乃至以后的多年里，邯郸当地流传着这句话。而到了九十年代后，邯钢的小伙子们不再因找对象发愁了，去商场购物，接待的售货员眼神一瞥，语气中夹带着一股子羡慕的酸味儿，“邯钢的还讲什么价！”
■国务院发文，号召全国学邯钢
邯钢改革引起各方关注。1992年4月，原冶金部在邯钢开现场会交流“邯钢经验”，在冶金行业推广邯钢的改革创举。1993年5月，原国家经贸委组织29个省、市、自治区经贸委主任、部分企业负责人到邯钢学习。
刘汉章是一位胸襟宽广的企业家，邯钢经验推向全国时，曾有记者问刘汉章，邯钢不怕培养众多的竞争对手而有碍自身的发展吗？刘汉章脱口而出：“兄弟厂也是国家的厂！邯钢是全国人民的邯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需要兄弟企业之间的大协作，邯钢把商业秘密、经验、技术无偿地奉献给社会，就是想帮中国的国有企业都搞好，让咱职工都富起来。”于是，邯钢将本属于商业竞争秘密的经验、技术、成本指标等统统公布于众。
“厂里专门成立了联合接待组，接待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企业同仁。”曾担任接待科副科长的卢增民回忆，1996年国务院发出3号文，要求在全国学习推广邯钢经验，此后的三四年里，邯钢迎来了全国各地的“取经人”，人数最多时，邯钢自己的三个招待所根本住不下。“我们将‘邯钢经验’打印成册，免费分享给大家。对于一些困难企业，还会包食宿。”卢增民说。
据不完全统计，邯钢改革13年间，先后有2.4万余家企事业单位到邯钢学习“取经”。不管是企业前来上门请教，还是邯钢派驻专家，邯钢将本属于商业秘密的技术、成本指标等倾囊相授。
据当时的原国家经贸委统计，到1999年初，仅冶金行业通过学邯钢，亏损企业亏损额下降34亿元，下降幅度高达30%，其中13个亏损达5000万元以上的大户已经扭亏。
“刘厂长曾经感叹，要是每天能穿着白衬衣、西服上班就好了！”刘进锋回忆，以厂为家，是那个时代企业管理者和普通职工的常态。一身工作服，脖子里扎条白毛巾，脚蹬一双劳保鞋，一辆摇摇晃晃的自行车，在刘汉章的长子刘公道的记忆里，除了出差，父亲几乎都是这身装束。从一线工人到企业负责人，刘汉章始终像一线工人一样，“成天围着炼铁、炼钢炉子转。”
邯钢工会办公楼一面墙壁上，有一幅没有指针的钟表绘画，寓意“无时无刻无分钟”，高度提炼了邯钢人的精神内核。作为一代钢铁巨子，刘汉章1988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9年和2000年两次荣获全国劳动模范，2018年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作为全国优秀企业家，他不仅带领一个地方钢铁企业发展成国家的利税大户、特大钢铁企业，还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摸索中前行的国企树立了一个典范，打开了一条直面市场的道路。
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1984年的历史巧遇，胸怀壮志的三位河北企业家，勇当时代弄潮儿，重塑了工人队伍面貌，探索出新的企业发展之路，加快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推动了河北从农业大省向工业大省的转变，为中国经济这艘巨轮破浪前行打造了创新驱动的引擎，给中国乃至世界工业发展史带来了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