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新中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周令钊：为新中国而设计
周令钊

 
　　一路走来，现已百岁的我很荣幸见证了新中国美术七十年的光辉历程。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的一些设计和绘画创作很荣幸得到了人民大众的欣赏。身处盛世，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更可喜的是，优秀青年辈出，他们会比我做得更好。中国和中国美术的未来将更美好！

　　今年，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我也到了期颐之年。我绘制过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主创或参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旗、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勋章等国家重大设计，一路走来，现已百岁的我很荣幸见证了新中国美术七十年的光辉历程。

　　绘画，是我一生的爱好与追求。我出生于湖南平江，那是一个山清水秀人美的地方。娃娃时期家乡就给了我美的感受。我的母亲是一名美术教师，受她影响，我从小便背着画夹子在长沙到处写生，走到哪儿，画到哪儿。小学毕业后，我跳三级考入长沙华中美术专科学校，在那里我遇到很多很好的老师，他们教会我用不同材料作画。

　　抗战期间，我以笔为刃，画了很多抗日漫画、宣传画、壁画等，还随抗敌演剧第五队经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到达缅甸，一路宣传抗日。路上的山川河流、村寨农田、淳朴民风，看不尽，画不完。这段经历对我此后艺术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真正的美存在于大自然、大社会。学校可以启发你认识美，但你得行万里路，到大自然、大社会中去寻找美、体验美、创造美。

　　1948年新学期到1949年，是我人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1948年秋天，应徐悲鸿先生邀请，我到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中央美术学院前身）图案科担任讲师，正式肩负起以美育人的重担。

　　记得到北平不久，北平就解放了。那时百废待兴，我们图案科的设计任务相当多，我常带领图案科一个班的学生们四处布置会场。那时，人民大会堂尚未建成。我们学校在市中心的王府井金鱼胡同，故而一些重要会议常被安排在学校的礼堂举行，如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学联第一次代表大会都是在艺专大礼堂举行的。在布置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大会场时，我结识了团中央《中国青年》杂志美术编辑娄霜同志。次年4月，他找到我，希望我也为团旗的全国征稿投上一稿。他说，青年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围绕在共产党周围的先进青年。我于是有了灵感：那就在五角星外面画一个圈吧。“五角星”代表党，“一个圈”是指共青团员们。从平面构成这一设计基础分析，这个“圈”是一条圆形线，这条线是由无数的点组成的，象征着党的周围团结着无数优秀青年。这样，团旗的设计草图就诞生了。

　　侯一民曾是艺专地下党支部书记。1949年，他介绍我进党训班学习。学习结束后我郑重地向党组织提出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并光荣地成为党组织的一员。自此我的一生与党、国家、人民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年9月，我接到新任务，为开国大典绘制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当时，距离开国大典只有二十天左右，时间紧迫。于是，我和爱人每天起早贪黑，带着干粮、拎着暖水瓶登楼作画，一画就是一整天。巨幅创作与一般绘画创作不同，最难的是控制比例。所以我们俩做了一个粉线袋，像木匠那样弹线、打格子，把十多厘米大小的照片等比例放大后，才完成后续创作。1949年10月1日，一幅高约六米、宽约四点六米的毛主席画像终于如期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当天下午，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就站在我画的那幅画像的正上方。我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东侧，亲耳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亲眼见证毛主席按下电钮后第一面五星红旗徐徐升起，那种心情是难以言表的激动，那一刻令我终生难忘。

　　新中国成立后，国徽的设计事关重大。国徽设计是集体设计，有两个设计小组参加，一个是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小组，一个是以张仃、张光宇和我为主的中央美院设计小组。这枚凝聚集体智慧的国徽，给人以光明、厚重、坚实之感，彰显了东方特色，质量和观感俱佳，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徽形象之一。我为能成为国徽设计者一员深感荣光。

　　1950年开始，我陆续参与第二、三、四套人民币的设计并承担人民币票面总图设计工作。自第二套人民币起，设计思路就强调要具有中国特色。为搜集更多图案，尤其是代表民族的、传统的图案，我带着速写本去了故宫、颐和园、云冈石窟等地，从那里的石雕、栏杆、器物上寻找图案。画了大量速写之后，才从中挑选出一些比较满意的图案。一直到第四套人民币，我们设计组五人行程万里，体味我国各地的自然与民风。五人一心的无间合作，使这三套人民币随时代而变化，都焕发着我们中国人熟悉的、亲和的气息。

　　很多人说我是快手、多面手，其实我的画功也是不断磨练出来的。以前，有不少人要我给他们画像，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不能画得“有点像”，一定要画得“很像”，要“神似”，这样人家高兴，我也练了基本功。平时无论出门走到哪儿，我都会带上写生的行头，把自己关在家里闭门造车是“憋”不出好作品的。对新鲜事物感兴趣，多看、多想、多动手是我的习惯。有人问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能画吗？原来作画于我是生活的一部分。现在已过百岁，大脑变小了，做不了“快手”了，但看到美好的自然、美好的艺术，仍然会冲动、仍然想动笔……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的一些设计和绘画创作很荣幸得到了人民大众的欣赏。身处盛世，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更可喜的是，优秀青年辈出，他们会比我做得更好。中国和中国美术的未来将更美好！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本文由作者口述，周容、马苏薇整理）

　　《 人民日报 》（ 2019年06月10日 20 版）